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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家那本就微薄的家底，在苏卫东被铐走的那个晚上，便宣告彻底见底。绝望如同冰水，浇灭了最后一点侥幸的火星，但苏建国不能倒下，他是这个家现在唯一还能动弹、还能去挣扎的人。
他开始变卖家里一切稍微值点钱的东西。那台老旧的、时常需要拍打两下才能显出人影的收音机，是父母留下的念想，他摩挲了很久，最终还是默默搬去了旧货市场，换回了寥寥几张毛票。李春燕当年陪嫁过来的一对银镯子，早已失去了光泽，她流着泪从箱底翻出来，塞到苏建国手里，别过了脸去。甚至连苏卫民那些宝贝的、用铁丝和彩色线团缠成的、奇形怪状的“作品”，也被苏建国狠下心，当作废铁和破烂，一股脑地卖给了收废品的老头，换回的钱，还不够买几斤糙米。卫民看着空荡荡的角落，茫然地咿呀了几声，却没有哭闹，只是默默地抱住了自己的膝盖。
这些，不过是杯水车薪。
苏建国开始放下他仅存的那点尊严和脸面，拖着那条沉疴日重的伤腿，踏上了借钱的路。他去找过去的工友，那些同样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工友们，有的面露难色，掏出三五块塞给他，叹着气拍拍他的肩膀；有的则避而不见，或者隔着门缝诉说自家的不易。他去找远房的亲戚，迎来的多是敷衍的推诿和隐隐的嫌弃，仿佛苏家的厄运会传染。他跑遍了所有能想到、能拉下脸去求的人，说尽了这辈子都没说过的软话，赔尽了小心翼翼的笑脸。每一次空手而归，或者只借到微不足道的一点，都像是在他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，又添上一道新的刻痕。
但他不能停。他知道，没有律师，卫东在里面，可能连最基本的情况都无法说清，在“从重从快”的铁律下，结局只会更糟。
终于，在几乎踏破铁鞋、求告无门之后，他凑齐了一笔勉强能够请动一位最普通、刚执业没多久的年轻律师的费用。那叠由零票和毛票凑成的、带着汗味和屈辱的“律师费”，被他用颤抖的手，郑重地交到了对方手里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是更加煎熬的等待和奔波。苏建国跟着那位年轻的律师，一次次跑派出所，跑分局，想方设法打听案情进展，争取会见的机会。他见到了被羁押的苏卫东一次，隔着冰冷的铁栅栏，弟弟剃短了头发，穿着号服，脸上还带着未完全消退的淤青，眼神里没有了那日的疯狂，只剩下一种死水般的沉寂和麻木。苏卫东看到大哥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只哑声说了一句：“哥……对不起……连累你了……”
苏建国喉咙堵得厉害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用力地、近乎凶狠地摇了摇头。
开庭的日子，在一个阴沉的上午到来。小小的法庭，气氛肃穆而压抑。苏建国和李春燕坐在旁听席上，后面是几个闻讯赶来、关系还算近的亲戚和邻居。李春燕紧紧攥着衣角，身体微微发抖。苏建国则挺直了脊背，像一尊即将迎接最终审判的石像，只有那微微颤抖的指尖，泄露了他内心的惊涛骇浪。
公诉人的声音冰冷而清晰，陈述着案发经过：被告人苏卫东与被害人刀疤脸等人因经济纠纷（被模糊处理为“经济纠纷”）发生口角，后苏卫东情绪失控，率先动手，对被害人进行持续、猛烈的殴打，造成被害人双侧多处肋骨骨折、鼻骨粉碎性骨折、脑震荡、全身多处软组织挫裂伤，经法医鉴定，构成重伤……
当“重伤”两个字落下时，李春燕的身体猛地一颤，几乎要软倒下去，被旁边的亲戚死死扶住。
律师尽力了。他强调了事出有因，提到了地痞长期勒索欺压苏卫东的事实，甚至隐晦地提及了对方言语侮辱苏卫东家人的情节（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且涉及隐私，未能深入），试图说明苏卫东是在长期压抑下情绪崩溃，属于激愤伤人，主观恶性不深，请求法庭考虑其家庭困难、初犯、偶犯等因素，从轻处罚。
然而，对方也有证人。刀疤脸的那两个同伙，站在证人席上，信誓旦旦地指证，是苏卫东“无缘无故”、“像发了疯一样”先动的手，他们的老大“根本没有还手之力”。他们绝口不提勒索，不提那些肮脏的言语，将苏卫东塑造成了一个凶残暴戾、危害社会的危险分子。
法官的脸，如同大理石雕刻，没有任何表情。他只是偶尔低头记录，偶尔抬起眼皮，扫视一下双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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